第32屆湯清基督教文藝獎
范晉豪牧師《Faith一般的信》獲年獎
（1月14日消息）
時代論壇

第三十二屆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得獎作品已經揭曉：今年獲得「文藝創作組年獎」的作品是范晉豪的《Faith一般的信》，范牧師將獲獎座及一萬二千元獎金。而獲得推薦獎的作品包括曾雪儀的《漂流到北京》（文藝創作組）及曾慶豹的《上帝、關係與言說》（神學著作組） 。  頒獎禮將於三月十一日（週五）上午十時半在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沙田道風山路50號），屆時除有得獎者分享感受，亦有香港浸會大學胡燕青女士以「基督教文學人，請抬頭觀看」為題作專題演講。查詢可電26843227信義宗神學院鄧瑞東或瀏覽www.lts.edu。 《Faith一般的信》內容是作者范晉豪撰寫十五封寄給已在天國的沈宣仁教授的信，盼望在文字中重拾回憶片段，重燃二人間曾迸發過的生命火花，把那段美好時光鑄刻在心版上。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1.1.14）

上次那篇一年回顧, 主要提到自己過去一年的成敗, 針對的主要是事業方面的東西。 (雖然也提到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 今天這篇反思文章, 寫的是最近幾個月來, 由自己在事業上所面對的困難而展開的一連串的思考, 重點在於自己學了些什麼。 這樣的學, 不是指學了什麼科學知識, 而是指學做人, 特別是指作為一個拿了博士學位, 但又不知什麼時候才會當上助理教授的人, 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困局, 以及反思自己的不足。

 

首先, 之前, 我一直將我的問題定位為就業問題以及研究問題; 前者當然是指找不到工作; 後者指的是我的研究進展極慢。 總之, 問題是外在的。 好像只要經濟轉好, 又或者其他人在研究上幫我一下, 問題就會解決。 但經過好幾件事之後, 我發現, 其實最大的問題, 始終是我自己。 無論是我做事的態度, 抑或我面對困難與逆境的態度, 都大有可改善之處。 最深刻印象的是, 現在不是真的沒工作機會, 而是, 有, 我也無能力去申請, 因為自己要不就水平不足(發表文章數目不夠), 要不就是沒有原創意念。與其去批評別人或者埋怨時勢, 不如看看自己準備好了沒有。機會, 總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的。

 

我留意到自己有強烈的逃避心態。其實, 自己常常去看香港新聞, 留意香港政治, 看朋友的博客。講得好聽, 叫做關心香港時事。講得直白, 就是工作不專心。最明顯例子, 就是我放聖誕假, 可以有一個星期, 不上香港雜評讀沈旭暉和蔡子強的文章, 不看黃世澤、林忌或童工的博客, 都不覺得不舒服 (因為去旅行以及打機!!!)。反之, 上班的日子, 他們的文章卻是先睹為快。難怪, 日日寫文的那位已經當了副教授, 日日睇文的這位仍是博士後。

 

所以, 做學者是一定要對自己的研究題目有passion, 這樣才會成功的。像沈旭暉那樣, 無論是什麼都可以聯想到他的那行飯 – 國際關係 – 那怕是提議由陳冠希飾演孔子 – 每天只睡四小時, 為了要寫文交稿…. 這就叫做passion. 我明顯地對自己的日常工作欠了passion. 而遇到困難就想逃避, 雖是人之常情, 若不克服之, 則不成大器。

 

第二, 當科學家, 與當作曲家一樣, 要有創造力, 作品要有原創性。本人恰恰缺乏這一些。華人社會的教育, 不鼓勵創作, 不培養學生的creativity, 我個人認為是其中一個原因, 使得華人做得到出色的科學家的比例仍然偏低的原因之一。我好清楚這是我自己的問題。而我也不是第一次聽人這樣說。我系一位助理教授 (她是大陸人) 在招博士後, 她面試了好幾位 (好像都是大陸人), 都覺得不合適. 原因? 因為這些博士畢業生沒有自己的ideas, 不知自己其實想做什麼. 只是在想: 我如何找下一份工作, 好讓自己可以留在美國… 這本是無可厚非。但沒有人會想請一個自己不知自己想做什麼的人去做博士後的。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這幾個月來, 我一直迫自己想清楚, 自己想點. 既然不想轉行, 那我好應該想清楚, 自己要做什麼.

 

(一) 我要有大方向. 例如: 本人是流行病學者, 研究方向是傳染病的流行病學 (也即是說, 非傳染病, 如心臟病, 的流行病學, 就不是我的研究方向).

(二) 我要有研究計劃. 如果人家問你, 你未來兩年想研究些什麼呢? 我應該要寫得出一份兩三頁長的研究計劃來。如果是faculty position, 人家更是問你未來五六年的研究計劃。說不出? byebye, 下位唔該. 明顯地, 我還未寫得出來. 這裡, 研究題目, 也就是你的research questions, 就是最重要, 也是最難的一點. (我有很多業餘研究題目, 偏偏沒有業內題目 !!!)

(三) 我要有具體目標與操作方法。有份兩年的研究計劃, 也要知道你眼下那一步如何走。即使說, 你未來三個月要做什麼? 你如何一步一步達成你的目標? 研究方法就是相當重要的了。例如最近, 我做了半年的一個project, 終於發現我之前提出用數學模型這進路行不通, 唯有改為一般的data analysis. 這就是研究方法出問題, 要轉方法的實例。

 

簡言之, 外圍因素的確不好, 但那不是最重要的。 我的問題始終如一, 就是我沒有足夠的passion去做好我目前要完成的研究項目, 又沒有清楚的研究計劃, 可以說清楚未來兩年自己想做什麼。當然, 變數仍是很大。如果我報的工作, 是一些現成的研究項目, 那我只是收人錢幫人打工, 研究人家要我研究的東西。但如果那份工是一個research fellowship, 那就不同了。那是人家給你工資, 讓你自己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後者, 當然要求高。但我應該以後者為目標。因為兩年後, 當我報faculty position的時候, 我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計劃的。 不然, 誰會聘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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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祝小綿羊 job interview 順利. 希望你快點 “升呢” 當助理教授!

 

 

希望自己的第二個project不要觸礁沉船. 不然, 我會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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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星期日晚上, 大雪. 星期一至三, 本校停課. 我在家裡工作. 昨天, 大學重開. 但路上仍有很多冰雪. 今天依然.

值得我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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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才俊靠慳家發圍

2011年1月10日

[ photo caption: ] 沈旭暉說，若當年沒回港發展，收入會較少，但壓力也會相對小，生活水準也不會差。他決定回港是因為自己是家中獨子。

【明報專訊】《財星教理財》專欄推出以來，訪問的對象多是40歲以上的成功人物。不少會談及「80後」的種種問題，以及建議他們怎樣理財。本期找來兩名只是30出頭、甚至未到30歲的年輕成功人士，談談他們自己的理財心得。原來不外乎都是要好好控制自己的開支，萬事都要由儲蓄做起。

沈旭暉﹕「勿讓社會模造你」

沈旭暉在2009年中在大埔半山購入了一個複式單位，面積連同花園有2000餘呎。根據資料，沈在教育學院任副教授，月薪介乎6萬至10萬元，加上他有擔任私人機構的顧問及自設顧問公司，每月收入合共有10多萬元，令他可以有足夠的首期置業。

買樓非唯一選擇 退一步豁然開朗

但沈旭暉認為，年輕人不應該一味想覑要置業。「畢業之後5年就要買樓，我覺得這不是唯一的生活公式。當我住在DC(美國華盛頓)時，有朋友在市郊租一間很大的屋，然後每天駕兩小時車返工，一樣很開心，很多東西都是取捨的問題。……其實香港人大可以到深圳租樓，每天過關返工一樣可以。我住在這裏(指在大埔)，再過些少便已經是深圳。」

他說多年前他剛從外國回港生活，也是先在西貢租村屋住。在香港租村屋住很廉宜，面積又大。「我覺得年輕人要有一個清晰的坐標……不要讓社會mould(模造)了你，若果一定要30歲便買到樓，是非常不健康的想法。再陰謀論一點說，若果地產商想你『死慳死抵』幫他們供樓，就更不應該玩這遊戲，其實你願意放低這些想法，生活可以很豁然開朗的。」

自認沒紀律 每日做硬預算

沈旭暉1978年出生，只是30出頭便有能力買豪宅，在香港算是異數。但其實他要求自己在用錢方面有很嚴謹的紀律，否則也未必能儲足首期買樓。

他說在自己的電腦桌面，有兩個Excel表格，一個用來記錄他每天的收入及開支，另一個是記錄他每天將需要完成什麼工作及做了些什麼。「每天我上床休息之前，都會花幾分鐘，填了這兩個表。」記者問怎麼可以那麼有紀律？他說﹕「就是因為自己沒有紀律，才要逼自己這樣做。」

收入分6份 投資分散再分散

沈旭暉會把收入分成6份，包括交給投資顧問買基金、給父母代買股票、供養父母、還有供樓開支、捐獻(主要是捐給他擔任發起人的智庫機構Roundtable)、餘下就是儲蓄。「我有限定自己的日常開支，不會超過收入的15％，若果有一個月大使了，超過15％，電腦上便會出現紅字。」可見沈旭暉相當有紀律。

「若果一年下來我發現自己儲起了不少錢，就會有獎勵，就是把多出來的錢用來去旅行。」在剛過去的聖誕假期，他便去了中東阿曼及卡塔爾尋幽探勝。

沈旭暉接受訪問時不斷說自己不是理財專家，亦沒興趣鑽研投資，所以投資基金及股票，寧願假手他人。他的父親以往在港大教書，退休之後，兩老喜歡投資股票，所以沈旭暉也樂於把錢交給父母代他管理。「我只向他們說投資要比較穩陣，以及盡量分散風險。」

他連找投資顧問買基金，也分散一下風險，除了找一家銀行的理財經理之外，亦有找一家投資顧問公司。他說早在畢業之前，已經養成這麼有紀律的習慣。「我相信一個人必須有穩定的收入，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撰文﹕龍彩霞、高志堅

攝影﹕劉焌陶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10110/Columnist/my_mya1.htm

Excel空格 計劃人生

2011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沈旭暉電腦中的Excel，除了記錄收支之外，亦記錄了他的人生。「我喜歡將時間也segmentise(分段)。」他認為好好記錄才知道自己花多少時間在每一類事情之上。

他對自己畢業回港之後的日子也有規劃，第一個10年，希望能高調一點，爭取機會推廣他所愛的學科國際關係。踏入第二個10年，他就希望自己可以減少曝光，推廣的工作由別人來接棒。

回港首10年 志在推廣國際關係

沈旭暉在2003年回港後，有上電台做節目、到有線電視借世界盃的話題講國際關係、創辦智庫組織Roundtable、做了多個政府諮詢組織的成員(見表)、2009年特區北上的國慶觀禮團中他更是其中一人，且是最年輕的一位。爭取認受性及知名度，他已達到一定效果。

第一個10年只剩下兩年，那麼他會怎樣部署下一個10年呢？「我從來都不希望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只希望將我讀的東西推廣。之後當然希望有人來接班。」然後他想多做策劃的工作，例如辦一份單純談國際時事的月刊，另一個心願是多學外語。

他最關注的是香港人不太著重社會科學的學科。「香港的價值觀覺得social science(社會科學)不是專業學科，外國很不同，例如在一份不是很頂級的雜誌做採訪，年薪可以過百萬港元，在香港這已是總編輯的薪酬。」

沈旭暉兩年前轉到教育學院任教，職級也跳了一級至副教授。「我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在大學教書便要不斷寫Journal(學術論文)，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繼續玩這個遊戲。」即使他對這政策不盡同意，但「也要跟到規矩，才能玩贏它。」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10110/Columnist/my_mya2.htm

 

一年回顧

轉眼間，又到新年。在此，祝大家新年快樂！（正如陶傑所言，我們還是應該說「新年快樂」，而非「新年好」。）

聖誕節期間，除了上教堂外，我和女友分別去了她去的教會的牧師的家，和我去的教會的牧師的家，過節去。這是我第一次在美國過聖誕節。（去年我回家去了。）感覺蠻不錯。之後，我和女友去了Savannah三天旅行，只不過，一回來，她就生病了。結果就待在家裡幾天。我打了兩日機，又用了一天去完成有關張光旭主教的一篇歷史學術論文的初稿。如是者，一個假期就完了。本來想在聖誕假期間，寫篇文章回顧過去一年自己的成敗得失。還是要到新年才寫。

過去一年，最開心的，當然是女朋友來了美國。我們終於由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變成short distance relationship。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比繞半個地球短得多；每個星期見一次，總好過一年才見兩三個星期。自此，我的生活，也有了一些變化。之前，星期六是我的歷史研究日，如今，卻是去探我女朋友（以及在她家打機）。我的歷史研究進度當然減慢了。不過，還是值得的。

我的正職──流行病學研究──碰上了許多困難。過去一年，浪費了許多時間在一些最終發現不行的研究方向上。一年來，除了出了一篇Viewpoint外，我都沒有什麼進展，實在叫人氣餒。（突然想起，博士論文派生出來的文章一篇，去年已經在網上刊出，今年年初正式刊出。另外，有兩篇reviews，也是今年出的。但這些都是我的倫敦時代的工作成果。）我預期我這兩年的博士後工作，總共只能出兩篇學術研究論文，生產力實在太低。也因此，工作就更不好找了。

至於歷史研究方面，我兩年前完成的那篇有關徐繼崧主教的文章，那份美國神學期刊到現在還未登出來。由接納來稿到今天，也有一年多，效率實在太低吧。我寫了篇有關滿州國基督教的學術論文，去年曾投稿某著名教會史學刊被退。之後多看了一些書，發現自己的文章的許多問題，只是沒有時間去改，我想，我要連結論也要修改了。或者今年，可以再投稿？去年春夏之交，我去了英國行博士畢業典禮，順便在英國國家檔案館及劍橋大學圖書館找到不少有用的歷史資料，到今天也未有時間整理以用來寫文，真可惜。去年，我又與英國一間教堂聯絡上，我用他們的檔案文獻，最近完成了一篇有關張光旭主教的論文，希望可以在今年內投稿。另外，我去年出了三篇書評，又有一篇書評及一篇短文，已分別獲兩份學刊接納，今年內會刊登。另外，我還有一篇講述英系中華聖公會第一位會吏的文章，投稿了某教會史學刊，審稿中。看來，我的業餘研究比我的正職更有進展。所以，今天我的父母又問我：你究竟想點？我答：我不想轉行，不過，我想part-time讀第二個博士學位（史學），當然，要等女朋友讀完她的博士學位之後，我才去讀。其實，全香港，以至全中國，有多少個人同時擁有公共衛生及歷史學的專業訓練？可謂鳳毛麟角。我也希望將來我可以研究香港及中國的公共衛生史。當然，香港以至全中國都有人在研究公共衛生史，只不過，他們（醫史學家）多半都是史學出身，像我這樣有科學研究訓練的不多。（台灣清華大學黃一農教授本是天文學家，後轉研中國天文學史，再轉為當歷史學家，這是特例。）這是我為什麼不肯放棄我的專業的重要原因。讀兩個博士學位其實不是好難，難的是你如何同時做兩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單單轉行）。像神學家Alistair McGrath也有個生物學博士學位，之後再轉行讀了個神學的博士學位，但他是轉行（他當了兩三年生化學的博士後研究員後，就再沒有做科學研究）。那不是我想走的路。雖然至今，我都覺得我走得很辛苦。

過去一年，通過不同的方式，我又多認識了好幾位歷史學家朋友。一方面，有更多的交流對我很有益，因為我身在公共衛生學院，沒有人會與我討論歷史。但另一方面，眼見他們找工作何等困難，又慶幸自己不是讀歷史出身。有時我想，如果當年我在劍橋讀本科時，最終選了科學歷史與哲學(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而非病理學做我的final year major的話，我的人生路會不會有很大的不同呢？也許，我在劍橋畢業時，我的成績會好得多，又或者我會最終讀了個科學及醫學史的博士。但我現在，就可能像我一位劍橋博士朋友一樣，為了找個史學教席而愁眉不展。難道在世界頂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也要失業？

不過，話說回來，我女朋友說我是時候真正投入去做我的正職的研究，將我的「小宇宙」發揮出來；我媽媽也叫我回想，我當年是如何考會考和高考的。其實，最近一個月，我也是常常在辦公室工作至深夜才回家。只不過，我花了不少時間上網看「香港雜評」與黃世澤等的政論文章吧。如果我有半年不去理會香港政治的話，我可能可以出多一篇學術論文。又或者，如果我去探女朋友的時候，不去打機，而是去讀書的話，我會讀得多好多本書。

去年感恩節期間，我與女友北上，去了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地區，探訪了一位中學舊同學，以及小綿羊。之後，再北上，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探訪了好幾位朋友（有的是從紐約過來相聚的）。有友人言，生了孩子以後就沒有了事業：the birth of your child is the death of your career。雖然出此言者，當年年紀輕輕就已經成為世界最頂尖的大學之一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現在是副教授），他是在我認識的同輩的香港精英當中（除了某位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以外），爬學術界梯子爬得最快又最高的一人。如果，他生了孩子就沒有了事業，那麼，我這個水平低得多的人，他日結婚生子，豈非就根本沒有了事業（連事業開始都未有，枉論放棄）？當然，他的意思，應該只是出少了學術論文吧。但在這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界裡，這也是個很大的犧牲了。

當然，如果你念的是文科或者社會科學，你可以考慮去一些重教學輕研究的大學教書去。像我一位認識多年的朋友，她當年是香港高考狀元，去了哈佛念學士、博士。博士畢業後，現在在美國一間不太知名的基督教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教書。去年十一月，她來探望我與我女友。據她說，她那間學校重視教學（主要是本科生），對研究不太重視。好處與壞處都是後一句。如果你喜歡做研究，就不好去那些博雅學院，因為研究氛圍不大好；但如果你喜歡教書，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樣，那就很好，因為沒有人迫你做很多研究，更枉論一定要在什麼著名期刊發表。但是，對像我這些科研人員來說，還是要去那些研究型大學才行。

最近，中大新任校長沈祖堯教授痛批今天的大學教育太功利。他希望中大可以人文與科學並重。這是非常好的理想。不過，對於沈校長可否開出一片新天地，我很懷疑。不是我不想信他，而是一人之力，改變不了世界大勢。他不是毛澤東。難道中大可以不重視科研嗎？要做研究，就要爭經費。你可以叫你手下的教授不爭出紙嗎？沒紙出，下一次撥款，還有錢分嗎？爭不到經費，他們不怕會被大學借故辭退嗎？天天忙著做研究，他們會有精神心機教書嗎？連教授都不想教書，將教學任務推給那些instructors，你認為，大學的教學質素會好嗎？連大學自己都那麼功利，你能批評那些學生功利嗎？所以，難怪這麼多人愛回憶幾十年前他們念大學的時代，多麼的熱血，多麼的浪漫，也多麼的有真才實學。今天這樣的大學生活，恐怕很難找吧。

無論如何，publish or perish，我還是回辦公室工作去吧。現在是星期日下午。路上沒雪。

司徒華與甘地 

 

本文將司徒華與甘地這兩位政治運動領袖、人民心中的英雄相比較，定必會引起一些爭議。不過，眼見至今未有評論員作出這樣的比較，筆者就拋磚引玉，希望本文可以引起大家的討論與思考。

 

首先，為了避免某些人士的批評，我一定要指出兩者的不同。實際上，就是印度獨立運動與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同。前者是要印度從英印殖民政府手中獨立；後者，要的是香港民主回歸中國，不單要香港民主，更要整個中國民主。此為二者之最大不同。對著某些自稱愛國的人，我要再說一次：香港人不要港獨。

 

好了，相信許多讀者，會覺得甘地與司徒華風馬牛不相及。但我這個印度迷不是借機抽水。自司徒先生去世以後，我就有這種聯想，眼見許多比我更懂政治更會歷史的人不提出，我就試一試寫出來，看看大家認同與否。

 

第一，甘地與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提倡的是自由民主憲政，這一點，與以司徒華與李柱銘為代表的香港民主派是一致的。這種對自由民主憲政的追求，一方面植根於殖民地專政管治的切身體驗（所以要解殖），另一方面也植根於英治時期被殖民者對英式自由主義及議會民主（那怕只是相當有限的民主）的耳濡目染及切身參與（國大黨有參與英印政府的地方選舉，正如民主黨有參選港英的立法局）。而自由民主憲政與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所以印共以國大黨為對手（當然是國大黨勝利了），而中共則視司徒華為敵人。

 

第二，甘地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為後世社運家所繼承，馬丁路德金牧師與一行禪師如此，司徒華辦支聯會亦如此。

 

第三，甘地與司徒華都有鮮明的愛國者的形象，而且兩人在生前都被視為英雄，死後（幾乎）被尊為聖者。甘地的聖者形象，固然與其刻意放棄年青時的西化生活，打造自己為印度教尊者，從而通過印度教民族主義，喚起大部份印度人對印度獨立運動的支持（最大的代價當然是回教徒分了個巴基斯坦出來，以及他自己被印度教右派激進分子所殺）有關。但甘地作為印度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即使在他在生時，已經是被他的政敵（英印政府、印共等）所承認，更為海內外的印度人所支持。即使與他政見不同的印度人，也不會質疑他是否愛印度。同理，司徒華的英雄形象，在他死前，已經確立。他的政敵（中共、特區政府、建制派）也都已經承認他的民主派領袖地位（不然，特首又哪裡會找他密談？），他更是備受泛民支持者（除了少數激進分子例外）所擁戴。而他愛中國這一點，連特首與香港的親共人士也已公開肯定了（也就是中共默認了）。看看他們死後，支持者對他們的尊敬與懷念，可知兩者分別在他們的支持者心中的地位。

 

第四，他們都是在重要的政治關頭轉軚，亦因此同樣受到自己陣營中的激進分子的攻擊。甘地最重要的轉軚──對南亞歷史產生根本的影響──就是在與英印政府及穆斯林聯盟（以巴基斯坦國父金納為首）三方會談當中，為了爭取穆斯林支持從英印政府手中獨立，最終向穆斯林聯盟妥協，同意讓巴基斯坦獨立。這是他後來被殺的根本原因。印度教右派是無法原諒他的，他們認為甘地賣國。同樣，在過去一年以及今天，就司徒華的“功過”問題的爭論，都是關於他反對“五區辭職、變相公投”，支持以何俊仁為首的民主黨主流派與中共妥協，支持一個“改良”了的政改方案。他得不到激進民主派的原諒，他們認為司徒華放棄了原則。

 

第五，他們都懂得組織政黨、進行政治動員，明白到從政不是單憑理念，而要有實力（包括人力、財力等等）。大家看看印度國大黨及香港的支聯會、民主黨與教協，就可以明白。

 

第六，他們明白政治象徵的重要性，知道自己就是其領導的運動最重要的象徵。他們也都懂得利用媒體去做宣傳。甘地的手動紡紗機、採鹽、絕食，每一次都是一場政治騷，吸引印度以及英國媒體的報導。甘地之被捕、上庭與坐牢，更是一絕。他在法庭上的自辯以及其終不肯交罰款，而要坐牢，簡直就是最佳的新聞故事及群眾動員。司徒華領導支聯會，至死方休，正是明白政治運動領導人作為圖騰象徵在動員群眾上的意義。去年的六四紀念集會，以及他的新民主女神像被控沒有娛樂牌照一事上的表現，就充分體現出他的圖騰地位，而他也充分運用之。司徒華也曾因為民間電台的事被補。如果不是因為一名“神秘人” 幫他們交了罰款，司徒華可能就要坐牢。其實，筆者認為，他正正是想坐牢（他明確說明不交罰款）。如果他真的坐牢，他就真的成了香港甘地。可惜，“神秘人”沒有成全司徒華讓他坐牢，證明特區政府及中聯辦，起碼還有人有些少政治智慧。而司徒華臨終一年讓媒體仔細訪問與報導他的生命歷程，也是充分利用媒體，去傳達他的政治信息，留下他的政治遺產。

 

第七，甘地與司徒華作為政治領袖，都各有一位目標一致但形象不同的政治拍檔，以達到優勢互補。甘地貴為律師，卻走平民路線，成了宗教聖人，但他有同為律師、出身名門望族的尼赫魯作為拍擋，去爭取世俗化了的印度上流社會人士的支持。如果甘地感動人，是因為他的宗教情操與對傳統的尊重；尼赫魯讓人信任，就是因為他的顯赫出身、流利的英語（他以英語為母語）以及其主張的現代化（西化、世俗化）、工業化及計劃經濟（Fabian社會主義）路線。同樣地，司徒華與李柱銘這對拍擋，前者強調自己重視中國傳統（年年幫大家寫揮春），英文又不夠好，愛國愛到連中共中人也無話可說，甚至連他信耶穌，也是臨終一年才公開給大家知道（我自己一直不知）；後者則親西方（有誰的西方connections可與之相比？除了鄧蓮如，也許就只有董建華）、大律師專業形象鮮明（這兩點對香港島選民有多重要？想想葉劉的陣營為什麼特別喜歡什麼牛津、史丹福畢業生云云就會明白），而且人人都知他信天主教而且同陳日君樞機主教很要好。兩人同為運動的圖騰，但形象又各有不同，正好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支持自己的運動，兩人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另外，甘地更多是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而尼赫魯則做更多的政黨工作。司徒華領導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而李柱銘則當上民主黨主席，領導民主派的議會政治。可謂異曲同工。

 

當然，兩者也有不同的地方。甘地有妻室；司徒華則終身不婚。甘地成了印度教聖人；司徒華卻做了多年低調的基督徒。當然，婚姻是個人際遇，偶然性太強。但宗教身份呢，明顯地那是兩地文化不同之故。甘地因著印度大部份人信印度教，所以充分利用其宗教身份來動員群眾。反之，中國政府反宗教，大部份香港人尊重傳統中國文化、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但亦不反對別人信宗教，司徒華低調的基督徒身份，加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正好切合大部份香港人的口味，又讓中共少個理由攻擊他。

 

以上比較，不知道大家以為如何？筆者才疏學淺，還望各方高明賜教。

林行止在"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一文中, 明讚暗批司徒華. 我不完全同意林先生的觀點. 不過, 我覺得他倒也道出了不少香港及中國政治的現實. 而對於有宗教信仰的朋友, 林先生一句 "在香港搞政治最好還是無神論者", 實是值得玩味.

除了在這司徒先生去世一事當中, 在不同人士的反應中, 看到中國政治文化的許多特質外. 我個人認為, 最值得反思, 而又很少人反思的, 是其中反映著香港人當中的中國民族主義.

當人人都讚美司徒華愛國, 連建制派也不得不認同他愛國這一點上, 可見, 民族主義, 其實是現代中國政治的一個基本共識與潛台詞. 這也是我相信, 他日當馬丁也要歸故土的時候, 他不可能獲得建制派同等禮遇的主因.

但正正是人人都take it for granted的東西, 我們知識份子才更需要去反思. 究竟一百年來, 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是個什麼一回事? 自由與民主, 在中國的處境下, 都是一直作為民族主義的手段來論證的. 換句話說, 你必須將自由民主包裝為促進中國富強的手段, 並在言行間, "愛國"愛得實是無可指摘, 方可叫你的對手收口. 這一點, 司徒華做得到. 馬丁做不到.

問題是: 民族主義的目標是什麼? 這裡的民族國家又是什麼?

看上去, 答案好像是理所當然. 實際上, 卻是危機四伏. 羅永生近日的文章"展望新年－－血濃於水還是水，竭井枯河嘆奈何", 就點出了問題之所在. 羅教授一矢中的, 一句"中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民族國家" 道出了中國政治在二十世紀的困難所在. 只不過, 我與羅教授不同的是, 他呼籲我們重新檢視孫中山及其民國理想, 反思何以今日中國仍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態, 進而追尋尚未完成的人人平等的民族國家的願望; 我卻反而會問: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困難, 是否正正在於中國追求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 強行將多元異質的中國百姓, 變成一個同質的中國"人民", 虛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中華民族" (實質是56個民族, 甚或更多), 以讓中國可以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中, 爭一日之長短, 而且免於四分五裂... 我個人認為, 那根本是緣木求魚.

當我們不斷強調司徒華愛國的時候, 其實, 大家是在爭奪"愛國"的話語權, 也就是如何"愛國"才是真愛國. 也就是說, 要打破中共多年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權的monopoly. 但問題仍在. 只要中國才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份一天仍有爭議(西藏, 新彊, 台灣), 只要自由與民主仍然只是富國強兵的手段而非自身就是目的, 那麼, 中國的民主路仍然是相當困難, 而且危機四伏. 因為現代自由民主的理念其中一個根本要點, 在於假設有一個同質的人民 (民族) 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 (國家), 當中人人政治權力均等, 同享自由與民主. 但當"民族"與"國家", 都是可爭議的時候, 我實在看不出, 自由民主何以落實, 而中國不會四分五裂且血流成河. 大家要清楚, 我當然支持自由民主, 我也希望中國統一. 但上述的幾個問題, 仍是要解決的. 不然, 到最後, 中國仍然是專政收場. 因為中國的問題, 在於無法處理如何將高度多元異質的十三億人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 而在其中, 又可以賦予每一個公民, 平等的自由與政治權利 (民主). 歷代皇朝的解決辦法, 只有一個, 就是專政.

我個人找不到出路. 還望各方高人賜教.

陶傑這一篇憶司徒華先生的文章, 寫得感人, 又有文采. 轉載如下:

樓上的人

蘋果日報 2011年01月04日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 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 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 房裏，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 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 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牀，他的憶述猶帶着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 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 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 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滙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 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 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陶傑）

別矣! 司徒華先生. 但願有一天, 中國真的實踐自由民主. 你在天之靈, 定必得到安慰. 願上主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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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因癌症病逝  BBC 中文網 2011年 1月 2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5:16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逝 明報 (明報)2011年1月2日 星期日 13:35

林行止: 唐人番名可以休矣   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10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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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林行止講的很有道理, 特別是從歷史角度, 剖析華人取洋名的心理, 寫得不錯. 而林行止堅拒取英文名的作風, 令我想起我父親. 林行止說: "可是，外國人要和你做朋友、套交情，何不學學你的中文名，即使沒有「語言天才」，視讀拼音為畏途，亦可用首字母（initial）的簡稱，何困難之有？為何唐人要遷就洋人？" 用initial, 正是我父親與西人打交道時的習慣.

不過, 在理解林先生的感受與立論之餘, 我要提出另類見解給大家參考. 為什麼我不同意林先生的說法呢? (如果我同意, 我就不會用英文名啦.)

我的看法是: 在現代多元社會中, 人有多元身份, 實是平常事. 一個人有多於一個名字, 實乃常態. 正如古人有姓有名, 更有字有號. 今人之洋名, 實起古人之字或號的功能是也. 正如Matteo Ricci取名利瑪竇, 今天沒有人會批評他好去弄過中文名來, 也不會有人說他明明紅鬚綠眼, 硬是要做利先生, 於我炎黃子孫面前, 擺起"平起平坐的架勢"....

這種認為中國人的名字只有中文名才是真的, 洋名只是為了在洋場混跡用的心態. 不只在不少中國人心中有這種想法. 洋人也有. 我在英美, 都遇到過一些西人, 硬是認為我的中文名才是我的真名字, 偏要不用我的英文名, 以為這樣就好尊重中國文化云云. 我除了認為他們發音之差, 使我根本不覺得他在叫我以外, 我更認為這種名字本質主義(essentialism), 大有問題.

我所謂的名字本質主義 (當然是我亂說的) , 意即認為一個人出生時父母所給的名字 (一般都是用其母語), 就是最"真"的, 才反映那個人的真正身份. 但是, 人的身份, 隨著人生經驗的積累, 是會改變的. 一個名字之於一個人, 其實與那個人的身份自覺很有關係. 正如李光耀在新加坡立國後, 不再是Harry Lee. 名字的運用, 反映的是身份認同的問題. 對於林行止而言, 他拒絕用英文名, 正是要強調他的中國人身份. 通過此舉, 去表達自己雖然周遊列國, 卻始終心繫中華. 這一點, 我當然尊重.

但也有人, 認為民族身份, 不是他最重要的身份. 或者, 他很喜歡遊走於不同文化之間, 喜歡不同文化所賦予他的多重身份. 因此, 他不介意, 甚至很喜歡, 取一個英文名 (或者法文, 德文, 日文, 甚或印地文....) 這些名字, 也同樣是真的, 都是他的身份的一部份. 正如我不會強為別人取英文名, 我也不能接受別人要求我不用我的英文名字, 或者說我的英文名字, 不是我的"真名字". 說到底, 什麼才是"真"呢?

所以, 有些人如我者, 正是要強調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 因此選擇同時運用中英文名, 或者在不同場合用不同的名字. 這正正是反映了自己的多元文化身份.

林先生一文, 作為林先生的民族主義告白, 無不可. 但若作為對我這樣的晚輩的忠告, 我只好學林先生, "只有一笑拒之，當作耳邊風，雖然當時這樣做很無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