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法學家兼翻譯大家吳經熊教授（1899-1986）所翻譯的新約聖經保羅達哥林多人前書第十三章（天主教稱新經全集聖葆樂致格林多書一）（我是從 "耶穌台灣" 網copy and paste來的, 希望該網網主多多包容）

第十三章 論愛德

附註

注釋

1. ↑ 愷^ㄎㄞˇ悌^ㄊㄧˋ：和樂平易。
2. ↑ 忮^ㄓˋ：嫉妒。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貪得。
3. ↑ 不矜^ㄐㄧㄣ不伐：不因名高功大而驕傲。
4. ↑ 逆詐：事情尚未分明就懷疑別人會欺騙自己。

＊＊＊

以下是和合本（白話文）：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

老實講，吳經熊的文言譯文真的很美。當然，文高文自然沒有白話文那麼易懂。

我唯一未必同意吳譯的，是第八節。吳教授將第八節原本的首句，改放在節末：「預言有時而息，方言有時而廢，智識有時而窮；而愛德則永久不匱也。」但按大多數聖經譯本的理解，「愛是永不止息」／「愛德永久不匱」這一句，是本章中段那首詩的末句。「先知講道之能」......開始，是散文。

不知道在我的婚禮上，可不可以念吳經熊的文言譯本？（不知道聖公會批不批准？）

2012年2月21日-星期二檔案 婚價 1/2

2012年2月21日-星期二檔案 婚價 2/2

***

看了上述節目, 感慨良多.

其實, 只要父母不好要求擺酒, 又或者不好擺那麼多席, 錢就已經可以花少很多.

某種意義上, 婚禮, 其實是要滿足社會要求, 尤其是身邊的人-- 特別是父母的要求. 另外, 再加上自己的夢想.

我自己的婚禮都已經簡化了一些. 尤其是原來在公眾假期結婚, 該教堂要收雙倍租金, 由一萬變成二萬. 那麼, 我們只好連場地佈置(例如花)都省了. 

花得最多錢的地方, 始終是酒席. 至於為什麼連父母的中學同學都要出席, 反而我自己的中學同學卻沒位置請, 這個問題, 最好你問我父母.

當然, 既然出錢的是他們, 那我的確還是少出聲好.

我只能夠說, 我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養育我這麼多年, 我到現在, 也沒多少錢拿回家, 結婚還要問他們借錢, 我實在不想與父母爭執.

所以, 還是那一句, 如果你收入高一些 (例如不要當學者), 又或者遲些結婚 (= 儲蓄多一些), 你能夠自主的地方, 就多一些.

人生有很多情況, 都是好現實. 如果回到香港, 你沒錢買樓, 要與父母一起住. 其實, 你的自主性, 即使你結了婚, 也是不多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不太想在短期內回香港的原因.

還有我家(香港)沒地方放我的私人圖書館 (那幾百本書).

最後, 其實, 大家送給我的最好的結婚禮物, 就是錢. 因為我結完婚, 還要還錢給父母.

香港這個亂局, 只有 "冇眼睇" 三個字來形容.

看來, 現在才是序幕, 好戲還在後頭. 小心.

我上網, 無意中, 發現有人將一九三三年白話版次經全書的影印本上載於網上, 明確是影印自某圖書館的藏書, 以下是其中一個可供下載的連結:

http://www.scribd.com/doc/80575052/%E3%80%8A%E6%AC%A1%E7%B6%93%E5%85%A8%E6%9B%B8%E3%80%8B-1933-%E9%83%BD%E5%AD%9F%E9%AB%98%E3%80%81%E9%BB%83%E8%91%89%E7%A7%8B%E8%AD%AF%E6%88%90%E6%96%87%E8%A8%80%E6%96%87%EF%BC%8C%E9%9B%B7%E6%B5%B7%E5%B3%B0%E6%94%B9%E8%AD%AF%E6%88%90%E7%99%BD%E8%A9%B1%E6%96%87

今日聖公會用的次經全書, 其實就是上述一九三三的白話版, 在一九四九年的再版的影印版, 也即是說, 一九四九年以後未再排版. 一九二零年代, 美國聖公會傳教士都孟高牧師*與聖公會會友黃葉秋先生, 將舊約次經譯為文言; 另, 其中有一卷是由朱友漁牧師翻譯. 一九三十年代初, 雷海峰牧師**將之轉譯為白話文.

在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十週年時, 他們請香港聖經公會, 印了附次經的新舊約全書. 送給每位聖公會教友, 一人一本. 這是我唯一親眼見過(我未婚妻有一本珍藏), 由天主教會以外的教會(機構)印行的附次經的中文聖經. 該次經版本是用現代標點的. 又據說, 近來大主教請了香港某位聖經學者, 著手修訂該次經版本. 我不知道上述消息可不可靠.

以我所知, 過去三十年, 有兩位國內學者, 分別出版了他們的次經翻譯. 不過, 香港聖公會好自然仍然是用聖公會譯的版本. 據說, 這也是信義宗神學院上課用的版本. 我父親在中神上學時, 也是買了聖公會的版本.

註解:

*都孟高 = Mongtomery Hunt Throop III

This website gives us some hint on the identity of Mongtomery Hunt Throop III, one of the two major translators of the Apocrypha in wenli Chinese:

"Unfortunately with the entrance of America into WWII during which his son was a decorated fighter pilot, Mr. Throop III was swept up with thousands of expatriates living in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He spent six months to two years interned in a Shanghai prison camp,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3 aboard the Swedish liner, the Gripsholm."

**雷海峰牧師的父親, 就是華北聖公會名牧雷鳴夏. 雷海峰的兄弟雷海宗, 是著名歷史學家, 執教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系.

剛剛才發現, 據說, "to table a motion"這個片語, 在英美兩地, 用法剛好相反:

英國英文: To table a motion = to discussion a motion

美國英文: To table a motion = to kill a motion

所以如果想準確一點兒去表達, 還是用 "to lay a motion on the table" 去表達 "擱置討論某提案" 這個意思.

有沒有朋友可以confirm一下, 此乃正確與否?

不知不覺，香港的族群議題，由十一月區議會選舉前，親政府政黨大舉宣傳反菲傭印傭申請香港居留權，以打撃公民黨開始，經過十二月的D&G禁香港人拍照事件，終於因為小童地鐵車廂進食事件，加上孔慶東教授一句「香港人是狗」，一石激起千層浪。

本來大陸孕婦闖關逼爆香港醫院不是什麼新鮮事，我七、八年前在倫敦讀碩士時，已經以此為題，向同班同學作過演講，只是香港政府八年來，什麼事都沒做過，容讓危機爆發。本來，部份大陸遊客不尊重香港文化（如排隊插隊，硬是要別人對他們說普通話），財大氣粗惹人討厭，甚至有少部份人連基本衛生公德也不顧，也不是新鮮事，只是如今自由行的人，愈來愈多，多到你無法迥避。加上貪官來港炒樓，富二代來港掃名牌，到一般人來港掃奶粉，名義上是帶旺香港經濟，實際上是推高租金，明益地產商。而當香港貧富懸殊直迫拉丁美洲之際，中共日益在政治上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眼看著一眾高官富商，為一己之利而犧牲大眾之生計，為一己之私而出賣港人之權益。群丑亂港，無日無之，平民大眾能不怒乎？

對於香港有人以蝗蟲一語氣指大陸人侵占香港資源，除予人口實，引來歧視之指責外，徒令兩地人民互相仇恨，互相指罵，這與孔教授罵香港人是狗，同出一轍。又有何意義呢？

有大陸友人提醒，小心背後有人以卑鄙之手段，政治操作，製造族群矛盾，從中得益。不知最終得益者是誰？

可能有人會立即聯想到所謂的「港獨」。無疑，親北京陣營最愛將「港獨」和「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這兩大帽子扣在民主人士身上。而陳雲的香港自治運動，可能激起了某些人的神經。那篇〈為什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的網文，竟然得到許多人廣傳，老實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這真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也未見過。也許，不少人（包括我）到了今天，才真正思考這個問題。但我始終覺得，認真這樣想的香港人，是極少數。原因？因為香港人不願意付出這個代價。香港沒有李光耀，中國也不是馬來西亞。

我反而想起了，新馬合併前後的族群矛盾，馬共新共的參與，與那些極端馬來人，可說是不遑多讓。獨裁政黨奪權前，一定要先製造亂局，進而人心望治，「領袖」適時出現，獨裁政黨奪權，便有合法性。正如沈旭暉教授在其〈「反顏色革命」－－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一文〉中指出，由於「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可見，假如某些人要先製造香港的亂局，然後來強推「二十三條」，取締香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權，不是沒有可能。所以，為什麼許多有識之士，都提醒我們，與其去為「有沒有綠色的蝗蟲」這類生物學問題辯論，不如團結一致對抗這個失去民心的政府。

不過，話說回來，我認為這次事件，其實讓我們再次反思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例如，何謂國家，何謂民族，何謂族群？究竟一個國家何以／應該容許內部有多少的差異？究竟一個社會寬容的底線是什麼？

如果有人說，某些香港人不尊重某些大陸人在香港地鐵車廂內進食，是不尊重大陸與香港的文化差異。那麼，某些大陸人無視香港的法令，堅持要在香港地鐵車廂內進食，是不是也沒有尊重大陸與香港的文化差異呢？

如果香港人要包容中國各地不同生活習慣文化習俗的同胞來香港遊玩以至生活，那麼中國這個世界大國，又有沒有尊重過其境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中國人的各種生活方式？如果中國政府不斷強制香港行大陸那一套，要同化香港的政治文化，與大陸看齊，請問這又是否包容差異呢？

我始終認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難解的結。原因在於中國本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大家卻硬是要將它變成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誕生於清末滿族統治之際。孫文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本身就是漢族民族主義的。但革命一成功，中華民國又說要五族共和。中共在野時，對藏人宣傳藏人自決，一上台，又立刻要「解放」西藏。中國民族主義實際上，是為繼承清帝國的領土，對外說自己是中華民族，以別於西方日本，對內所謂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實際上是以漢族為首。

由於現實的中國，是這麼的多元，而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卻要力圖達致民族文化的同質。這樣的一種民族主義，對中國境內的民族文化多元，其實是相當之心口不一的。口裡說要尊重各民族文化，大家平等相處，實際上，心態（以至政策行動）卻是要將藏人維人漢化。同樣的，面對漢族內部的文化多元，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樣是心口不一的。表面上說尊重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部份，實際上，卻是要推普廢粵。孔教授只不過是說出了這批人的心底話吧了。

加上，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史，對於地方自治，從來都不放心。中國沒有西歐城市自治的傳統。西歐中世紀行封建制，其中，皇帝或國王一般會給一些大城市自治權，以換取他們交稅和在戰爭時出兵勤王。你看，西歐的王城與真正的首都城市，往往是一座雙城：自治的倫敦市與旁邊的王城威斯敏斯特；自治的巴黎市與城外的王城凡爾賽。這種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關係，延伸到西方殖民帝國中的海外領地。香港的財政獨立，許多大陸人看不順眼，卻不明白，自香港開埠以來，香港就是要財政自立。倫敦不要香港上稅，但倫敦也不想在香港多花錢。雖然總督是女王會同首相內閣委任的，但香港的內政，倫敦其實不想多管。因為英國人在香港是要賺錢，不是花錢。要倫敦多管，即是要英國多花錢。倫敦免得多管閒事，就讓你們這些在港英人與華人精英自理吧。總之保住倫敦至上海橫濱這條貿易線不斷，就行了。這是一種自治城邦與封建帝王之間的互惠關係，也是英帝國主義的歷史精髓－－帝國是為賺錢而存在的，沒錢賺，地就沒必要繼續要了。

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帝王專政史與權力集中史。城市，從來都是中央權力之延伸。地方政權自治，即所謂的土司，只是給那些未開化的少數民族的。郡縣之所及，就是儒家文明開化之所至。到了清代，連縣令也是由皇帝任命的。真正的地方自治，是縣以下的鄉鎮自治，也即由鄉紳去管理廣大農民。本來到了清末民初，這種鄉紳自治大有可能進化至有限度的民主（宣統年間的省諮議局與中央的資政院）。英國的下議院本來不就是地主代表與國王講數每年上稅多少的地方嗎？可惜辛亥以來，民主實驗屢次失敗。而兩個革命黨（國民黨及共產黨）為了鼓動人民革命，將政黨機器深入農村，導致今天的中國，連農村自治也是假的。一個如此強調權力集中的政府，一個沒有人民授權卻終日怕人民造反有如驚弓之鳥的政府，又如何會容得下民族內部的差異，讓香港特區真正自治？

但這種政治專制，加上民族主義的文化同質訴求，必然會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引起民眾衝突的。新疆與西藏的例子，不用多說。即使是今天的香港，可嘗不是。據說早兩天，香港某左派報紙，居然有文章提議，香港是時候轉用左軚車。如果，連汽車靠左走還是靠右走這些事情北京都想管，你說，香港的自治還餘下多少？

歸根究底，中國人如果無法限制專制政權對權力無止境的貪婪，如果不處理中國民族主義對文化多元的恐懼（隨意扣別人「Ｘ獨」帽子的做法，就是源於一種恐懼），我看這種中港矛盾，定會無日無之。

(1) 董宜篤牧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軍時的檔案記錄, 在英國倫敦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Piece reference WO 339/33273

(2) 董宜篤牧師及師母的墓地位於香港跑馬地的西人墳場：Hong Kong Cemetery, section 45 / row 03 / number 02

碑文:

In loving memory of/ Vyvyan Henry Donnithorne/ born 8 January 1886/ died 12 December 1968/ and of his wife/ Gladys Emma Donnithorne/ [nee Ingram]/ born 22 May 1891/ died 9 August 1977/ For many years missionaries in/ Szechuan and Hong Kong/ In God's presence is fulness and joy　Chinese Characters on base slab# 11788

(data source: link)

上次向大家介紹了董宜篤牧師*與考古發現三星堆文明的歷史故事。今天繼續講講，我在網上找到與他們家族相關的資料。

網上有篇文章，題為〈猶太老人和我的奶奶〉。作者在該文中，由電視節目中，曾旅居四川的猶太老人，談到他的＂奶奶＂董育德教授。董育德教授就是董宜篤牧師的女兒。

文章說：

「奶奶的中文名字叫董育德，英文名字叫Audrey Donnithrone，是經濟學家，歐美中國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1967年在倫敦大學出版的著作《中國經濟制度》（China Economic System），是西方研究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最早的一本書之一，時至今日也廣為學界所知；在倫敦大學擔任教授二十年後，轉任澳大利亞國家大學經濟學教授，十七年後退休，回到香港，擔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院士至今。

Audrey出生在四川的三台縣，根據中華民國國籍法，她也具備中國國籍，她的父母則是英國聖公會的傳教士，父親董宜篤牧師更是著名的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者，在今天的三星堆博物館跟中央電視臺相關的紀錄片中，都有提到。出生以後他們一家生活在四川的安縣，一直到她四歲被父母送回英國讀書，到大約十六七歲，她再回到中國，後來進入由基督新教五個教派合辦的私立華西協和大學（後來的華西醫科大學，及今天的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就讀，不久，因為抗戰學也不得不中斷，但儘管這樣，她還在華西幫忙教授英文。

她在英國念書期間，受到身邊朋友的影響，開始重新思考教會對她的意義，以及每個主日信經中宣告的我信聖而公之教會（Holy Catholic Church）的真正意涵，二十歲時，儘管父母不甚理解，她還是選擇了從聖公會改宗天主教（Catholic Church）。

中國內戰期間，她的一家也開始遷移，最終，他們不得不離開中國大陸，父母來到香港繼續傳教，而她則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繼續學業。因著對中國的愛，她之後便投身中國經濟的研究工作，在倫敦大學擔任教授二十年的時間，她說她講課的時間不多，大多數時間是單純的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其後她再受聘於澳大利亞國家大學，任教十七年。

......

八十年代回到香港以後，他［她］雖然具有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研究院士的身份，但她實際的工作中心，已經從學術研究轉移到了為中國大陸的教會的重建籌款上面了，由於常年從事經濟領域的工作，她得以結識了很多財經界、政界的領袖，教廷及全球各地的主教、樞機主教，她嘗試結合他們的力量，幫助中國教會。在中國大陸，尤其是西南地區，可能大部份的教會重建經費都來自於她。過去，我一直以為她身後有一個龐大的機構，更有秘書為她工作，寫郵件，接電話等等。到後來，才發現全非如此，她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老人，傾其全力去愛中國。聽說有一次她來到成都，到酒店的時候，氣喘吁吁，脫下外套，脖子上竟然套了好幾個挎包，裏面分別裝了給不同地方教會的錢。她就是這樣，也許看上去不是那麼有條理，但卻絕對是全心全意的去為她愛的人民而工作。

......

她是一個非常單純可愛的人，她不是修女，卻一生也沒有結婚，過著單純快樂的生活，把所有人都當成自己的親人，認識她的人，無不稱讚她的偉大，對我們來說，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聖人，一個基督愛的使徒。記得在澳洲，當我見到她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悉尼的總主教喬治佩爾樞機，以及前澳大利亞駐華大使理查瑞比時，他們也都不禁用偉大來讚歎這位老朋友。

......

而我跟Audrey，這五年以來很巧合的成了忘年交，也更發現，可能因著我聖公會背景的長輩的緣故，我們兩家應該在1949年以前就認識，每年，我都盡可能到香港陪她一段時間，最近幾年更是差不多每年兩次，一次兩到三周。她也非常關心我的生活跟學習，即使現在我身在歐洲，她仍然幾乎每隔一周，有時甚至每週都會跟我通電話，有時我跟她打，有時她跟我打。每次寫信，她也都不忘在名字前寫上，永遠愛你的奶奶幾個英文字Ever your loving grandma，而這些，都讓我每每想到她，都覺得溫暖。對我來說，她好像一盞燈，點亮在我的心中，讓我知道一個人，竟是可以這麼愛人，這麼無私，這麼單純的。

Audrey的故事當然還有很多，雖然我文筆不好，也想有空多寫寫，也問她多一點，甚至希望能有機會跟朋友們一起為她寫一本書。但無論如何，現在能做的，就是只要有機會，就多去香港陪她，多跟她聊天，多為她祈禱。因為她對中國的那份愛，曾經和正在溫暖和感動了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甚至一直到今天，她都還在努力為中國工作，為四川的地震重建籌款，而今年，她將滿88歲。」

可見, 董教授是一位很有愛心的天主教徒, 生於四川, 現居香港, 至今仍熱愛四川土地上的人們。

幾天前，我嘗試聯絡該文章之作者，在其友善的幫忙下，聯絡到董教授，得以進一步了解董牧師的生平。這對我現時進行的歷史研究，甚有俾益。

余謹以此博文，敬謝董教授。

*　董教授提供了其父親董宜篤牧師的英文全名：Vyvyan Henry Donnithorne。

昨天向大家提起，中華聖公會西川教區有一位會吏長，名叫董宜篤 (V. H. Donnithorne)。 董牧師在西川聖公會內，當然是德高望重，不然不會當上會吏長一職。 但從全國基督教界層面觀之，他並非知名人士。那麼，是什麼讓他名留青史呢？原來，是他某次「多管閑事」......

讓世界發現了三星堆文明。

一九三一年，董牧師在四川廣漢聖公會駐堂工作。他留意到坊間流傳，在廣漢郊區的田間有名貴玉石出土，且在廣漢古董市場流傳的消息。一直熱心業餘研究廣漢歷史的他，意識到那可能是重要的文物出土，遂拜託朋友陶宗伯（當地國軍駐軍旅長）打聽文物。當陶旅長從發現文物的農民手上，得到五件文物，並將之交給董牧師後，董牧師就立即前往成都，將之交給華西協合大學教授戴謙和（D. S. Dye）保管。同時，此事引起了該校美國籍人類學教授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的注意。

原來，早在兩年前（一九二九年），當地一對農家父子燕道城燕青保，在自家農田挖地時，意外發現了大批玉器。這批玉器之後通過他的家人友好，流入廣漢古董市場。其後引來不少尋寶者的注意，前來挖玉。其中包括那位陶旅長。

在華西協合大學幾位教授的努力下，由縣政府出面，一九三四年，三星堆進行了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雖然因為當地民眾的反對，只進行了十幾天就完結，是次考古，發現了六百多件文物，其後國民政府將之交由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收藏。葛維漢對文物進行了仔細研究，並將其成果公開發表，讓國際考古界並中國史學界，首次認識古蜀國前身的三星堆文明。

就是這樣「多管閑事」，讓董宜篤與三星堆這個名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許多相關文字，都指出董宜篤是英國牧師，卻少有知道他是聖公會西川教區的會吏長。

順帶一題，另一位與中國考古結下不解緣的聖公會聖品人，是來自加拿大的河南教區首任主教懷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他是認真的業餘考古學家－－認真到退休回國後，在多倫多大學任漢學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他的私人珍藏構成了日後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館藏的基礎。

原來歷史上的中華聖公會，有不少牧師「百足咁多爪」的－－都幾似我。

＊＊

延伸閱讀：

1930 - 1934：三星堆的「羅生門」　（作者：六江並流）

並參考多倫多大學東亞系簡介。

當年中華聖公會在四川的宣教事工, 東川(今重慶)由中國內地會開基, 西川(今四川)由英國佈道會(CMS)開基. 後來合組華西教區. 1936年, 華西教區一分為二, 按原本兩個差會分別負責之佈道區, 分為東川西川兩教區.

西川教區有一位董宜篤會吏長 (The Venerable Archdeacon V. H. Donnithorne), 是CMS傳教士. 今天上網找他的資料, 竟發現他的女兒是一名退休教授, 而且應該是長住在香港.

根據資料, Professor Audrey Donnithorne生於四川, 其父母為聖公會傳教士. 她二十一歲轉會入天主教. 曾任教倫敦大學及澳洲國立大學. 1980年起, 她常到中國教書. 1985年, 她開辦了一間公司, 專為國內天主教會印製書籍, 以供分發. 她退休後, 一直參與服務國內天主教會.

參考: Monk's Travel: People, Places and Events, p. 196-7. (Google book link)

不知道她還健在否？有沒有網友知道她的聯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