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月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也不例外。中秋前夕,打了個電話回家,知道家人身體無恙,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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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不知身是客
晚上,與太太外出吃飯,當是慶祝吧,總算是結婚後第一個中秋,也是第一次作為一個家庭去過節。開車到了不遠處的一個商場。這裡有個很大的「香港超市」。雖然名曰香港,卻是越南人開的。想不到那裡車水馬龍,找車位泊車也不易。(美國南部的商場,外面總有個很大的停車場。)一下車,抬頭又見到那面旗,那面黃底三線旗。
(Source: Wikipedia)噢,他們的故國。越南共和國。原來停車場中間,正舉行一個很大型的中秋文藝晚會,載歌載舞。台上司儀說的,我聽不明白,應該是越南話。舞台的後台,其實是這間「香港超市」的貨車。車頂上,高舉著兩面旗幟--星條旗與這面黃底三線旗。四周都掛上氣球,通通都是黃色的。想必是南越人的中秋晚會吧。也的確,我一生人第一次見這面旗,就是在我現在住的這個城市。畢竟,我出生時,越南共和國已經亡國了。我也從未在這裡見過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旗幟。這裡的越南人,想必都是當年的難民。我們本想去某家大酒樓吃飯,那兒卻是某家婚宴包場。我們就去旁邊某家小飯店吃飯,據說那家的燒腊飯也不錯。一進門,我說two persons。店主見到我們,就用國語問:講國語?我說:是。他說:隨便坐。我們就坐在最近門的那張檯。我留意到,店主對店裡的美國人說英文,不太流利。對進來買外賣的越南人,就說越南話。後來,他留意到我們講粵語,他又跟我們說起廣東話來。我就叫了一碟燒鴨飯,太太要的是燒肉叉燒飯。店裡的格局,是香港八十年代的茶餐廳。後面有台電視,播的卻大陸的中央電視台。我對太太說,真有時空錯置的感覺。吃完飯,到那個文藝晚會看看。台上有幾個年輕人在唱流行曲,都是越南話。台下,坐了幾百人。又有十幾個攤位。有人賣燈籠給小朋友。我很多年沒有見過燈籠了。又有人賣電動的舞獅的公仔(玩偶)。我也是第一次見。更有趣的是,我見到有人在辦選民登記。是的,我們這裡十一月就要選總統了。走到晚會場地的另一面,噢,Rooney – Ryan,原來也有共和黨人在宣傳。我問太太,那麼之前另一面的那些幫人辦選民登記的人,是不是民主黨的呢?看來,兩個黨叮噹馬頭,亞洲人的票也要爭了,真是一張也不能少。本來,我一直覺得中秋節,是很中國人的節日,不對,應該說是華人的節日,畢竟不是所有華人都是中國人。看著這些人,我猜,他們多半都是所謂的越南華僑。既是華僑,當然也慶祝中秋。不過到了這裡,才想起,其實,越南人是不是也與中國人一起慶祝中秋的呢?這些越南華僑,當年因為南越亡國,為了逃避赤禍,來到美國。不知道,他們在這月圓之夜,他們在想念誰呢?懷念的,是哪裡的故鄉呢?誰又會明白他們的故事呢?好一面黃底三線旗。哪種國民教育會讓學生明白「遺民」這種國族身份?我慶幸中國有條台灣海峽。不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會是一樣的命運了。赤禍呀,赤禍。中秋月圓。我也懷念昔日「龍獅共舞,華洋雜處」的香港。俱往矣。嘆息。想起李煜的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
努力工作
過去兩年, 我都花了不少業餘時間在電腦遊戲上. 老實說, 是浪費了上千個小時在虛疑世界的戰爭遊戲裡. 現在, 開始覺得”打機打到悶”. 想想應該是時候, 重拾未開始打機之前的那種讀書精神.
可能是小時候太努力讀書, 玩得太少, 所以上大學以來, 我都是不斷在做一些別人小時候已經玩夠的事情. 而且, 次序是相反. 所以, 本科時, 我的興趣是攝影與旅遊. 讀博士時, 是看電影. 到了博士後, 是玩電腦遊戲.好了, 終於將別人小時候做的事情都做了. 也許, 我是時候想想, 我下一步想做什麼.***我最近努力找工作, 因為現在這份工作到明年夏天約滿. 我其實都幾想回到學術界, 當助理教授. 當然, 繼續在現在的機構從事公共衛生工作, 也是我的志趣.在我讀本科的時候, 友人甲告訴我, 只要我有五篇學術論文, 我就可以到港大當助理教授. 誰知, 到我讀博士時, 友人乙告訴我, 起碼要十篇文章. 到我做博士後, 才發現即使我已經發表了十五篇論文, 我還是找不到助理教授的位置 (友人丙的說法是當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就肯定夠, AP就看緣份和人事了)……我現在又有三四篇文章in the pipeline. 目標是: 在我結束我第二份博士後工作的時候, 我應該要有二十篇文章 (十五篇已發表 + 五篇待刊). 看看二十篇論文, 夠不夠我當助理教授……點解十年以來, 助理教授的入職要求升了這麼多的??????***我這兩星期都忙於寫文章 — 是我本行的學術論文, 不是業餘歷史論文. 我真的覺得自己需要有一些有一定影響力, 達到一個比較高的學術水平的文章, 來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畢竟, 當你的文章數目少於十篇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數量.十篇至二十篇之間, 你需要數量時, 也是考慮質量.到你有二十篇之後, 你就會很在乎你自己文章的水平.畢竟, 當你是一個博士生的時候, 人家不會要求你太多. 但當你是一個助理教授時, 人家對你就會有一定要求. 如果那篇文章是你的博士生寫的, 你是senior author, OK, 大家看的, 是你的supervisory水平, 也即你教出個怎樣的學生. 如果是你自己寫的, 也即你是first author, 人家就要看看你自己究竟水平有多高.***我是時候要奮鬥了…… -
借古鑑今
這兩個星期以來,一直就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進行思考。不少學者友人,已經就事件做了相當細緻的學理分析,不用我多言。
作為一個業餘研究中國教會史的歷史愛好者,我打算從以下幾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希望從近現代中國史,尤其是教育史與教會史裡,學習到一些東西,可以為今天的長期抗爭,提供理論資源,與史實背景。我認為有幾點是我們的討論忽略了的:(一)中國的國民教育的歷史,尤其是它如何演化為黨國國民教育的歷史;(二)基督宗教在華辦學,多次碰上各種與教育有關的政治風潮。二十年代的「 收回教育權」 運動,即為一例;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 新生活運動」 為又一例。教會如何回應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尤其對於我們教會學校與專制政府周旋,尤當參考歷史。吳國偉的文章〈教育主日反思──反國民教育、非基運動與「中華的」基督教會〉,從歷史的角度,試圖比較二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權運動與今天香港的反國教運動,作出比較,尤其強調何以教會「由人民的敵人,變為人民的好朋友」。這篇文章的基本論點,是指出兩次運動,都具有追尋普世價值的意義。重點,都在於不論是誰辦學,政府也好,辦學團體也好,都要得到人民的授權。在這一點上,我不會有很大的異議。但是,我認為吳文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也即二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權運動,與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第二波--也即民族主義者擁抱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有密切關係。而後者,正正就是今天中共要在香港宣傳的東西。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源於晚清知識份子在西學東漸與船堅炮利的壓力下的救國反思。第一波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始於康梁等立憲派人士。通過重構大清帝國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現代意義的中國人意識。為了建設現代中國,他們主張立憲,限制政府權力,設立國會以監督政府,成立責任內閣以操行政之權。他們要建設三權分立的自由民主君主立憲國。即使是孫文等革命派,目的其實一樣,分別的是手段而已。其實國體也是次要,政體才是要緊。所以民國建立後,梁啟超也擁抱共和。因此,在晚清與民初知識份子所開辦的學校,的確是有宣傳國家意識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將過去帝制社會下,對政治莫不關心的臣民subject,變為熱心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的公民citizen。老實說,民國首十年,中國的國民教育,如有的話,的確以美國為師。而在這方面,教會學校的角色,其實相當吃重。這一點,另文再議。但是,由於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讓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看到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如英國等--的虛偽。加上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向中國示好,二十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開始向社會主義轉向。同時,國家主義在一戰後的世界也很有市場,德國、意大利、日本等,一個一個走向國家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者欲師法德意日者,大不乏人。他們的共通點是,拒絕自由民主憲法,認為黨國制更有助富國強兵。差異者,乃是相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抑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爭。二十年代,中國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正是此種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化的民族主義的產物。當然,教會學校有否向政府立案,以及校長是否由中國人出任,是當時爭論之要點。(另外的是宗教教育是否必修科。)但是,重要的是,為什麼要在二十年代才提出,而非民國首十年(一零年代)。這才是要點。也就是我想說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第二波的產物。如是者,吳國偉的文章,就有錯解歷史的可能。今日香港反國教運動,建基於香港人普遍接受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綜合觀之,此乃自由民主憲政是也。而這一切,卻正正是二十年代中國激進青年發起收回教育權運動背後的社會主義論述所無者。即使他們同樣用上民主等字,不等於其意義與我們今天的理解一樣,畢竟,中共也說自己民主--人民民主是也。今天,我們反對中共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實際上,就是反對自二十年代起,即席捲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國家主義思想。反對國家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為名,對學生進行政治思想灌輸。要記得,收回教育權的後續,就是蔣介石要全國學校教授三民主義,要全校師生向孫文像行禮。同樣,一九五二年,全國的學校被中共國有化後,就是中共在全國推行其黨國政治教育的開始。因此,二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權運動,那怕在口號上,與今天香港的反國教運動有幾分相似,但究其實,卻是向相反分向走的。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此吳文之誤也。我反而認為,二十年代教會學校如何回應收回教育權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會學校如何回應南京要求全國學校推行國民黨的黨國教育,才是今天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基督徒,應該參考的。就此擱筆。 -
撤走死線就等於抗爭勝利嗎?
轉載友人文章:
撤走死線就等於抗爭勝利嗎?
喜見反國民教育取得階段性勝利。不過,
如果以為撤走死線就等於功德圓滿,小朋友可以免洗腦之災, 那就大錯特錯。其實有沒有死線根本不是重點所在, 重要的是學校會不會感受到開科的壓力。要記得, 國教科並沒有撤回。吳克儉局長說過,如果學校不開科, 會派官員到校「協助」學校開展, 又會透過視學系統監察學校的執行。政府仍然掌握著這些行政手段, 而這些手段是很難受公眾監察。教育局掌握著錢, 亦掌握著負責評核學校表現的權力, 如果認為辦學團體令學校的表現不達要求,更可以收回辦學權。 教育局已要求學校成立「國民教育內地學習及交流活動資料庫」, 學校要定期向政府呈交資料。誰敢保證這些資料會用作什麼用途? 說到底,政府就算撤回死線,仍然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行政手段, 威迫利誘學校開展國民教育科。就算學校有製作教材的自由, 可以想像,在輿論關注的時候,政府當然不敢在教材方面施壓。 但當群情不再洶湧,國教議題淡出公眾視線之後, 政府就可以用行政壓力令學校就範。對政府而言, 這監察學校的制度一直存在,有一大批受薪全職的公務員候命, 要落手執行只是舉手之勞。但對於公眾而言,要持之以恆, 逐間逐間學校地關心監察卻是非常困難。 但,這不代表我們就要放棄。別忘了這一路我們是怎樣走來的。
當初,所有人都以為只要一開學,抗爭的學生要回校上課, 抗爭所激起的漣漪就會復歸平靜。但,就是因為大家都不甘心— 不甘心就這樣妥協,不甘心自己的下一代要接受倒退的文明。所以, 廣場出現了很多挺身而出的勇士, 亦發生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感人的小故事。送飯的,洗厠所的, 總之每人都為這運動付出自己的力量。 廣場外亦有很多人願意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去為這運動付出, 如發起聯署,監察自己的母校, 為傳播反洗腦的訊息而發揮無限的創意, 或身體力行地以黑衣表達訴求。 如果沒有一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者, 今日政府的讓步亦不可能出現。不過,政府的讓步, 亦代表我們要需要一套可持續,以學校為本的監察模式。 未來,
可見學校與老師會在個體層面上更直接地承受開辦國教科的壓力。 國教科一日不撤,這種壓力就一日都在。其實, 國教科很多資料性的內容都可以在其他科目裏找到, 根本沒有獨立成科的必要。獨立成科,為的是將這些資料用作工具, 以培養學生對種族身份的認同,要評核學生的情感, 並方便政府的監控而已。情感一旦要評核, 難免就會變得虛偽,淪為一場表演。評核越多,學生語言偽術, 行為偽術就會越來越高明。這不是與德育的原意背道而馳嗎? 而國教科的國民身分概念過份高舉漢族文化, 既不符中國憲法內對中國的定義, 亦誤傷其他非漢族成員感情等等問題, 早前曾榮光教授已有專文論述,在此不贅。 如果真的專重教師自主性,讓他們可以免受來自政府的壓力, 有足夠的空間行使他們的專業判斷,撤科是唯一的選擇。 希望學校方面不要視家長校友的關心為洪水猛獸。
大家都是一心為下一代的福祉著想。 及早與校友及家長建立正式的溝通途徑, 如以家書或電郵群組等方式讓大家理解學校對國教科的立場或施行情 況,讓家長校友有途徑去了解學校選用什麼教材, 並收集家長校友的意見,這是最好的選擇。 校友和家長都是希望學校越來越好, 要示威或用傳媒施壓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 如果有更好的途徑當然會樂於與學校直接溝通。 而校友及家長既應該關心學校的發展,亦應該用盡一切辦法, 去幫助學校抵抗來自政府的壓力。 例如爭取將原本用於國教科的專款可以用於其他方面的學校發展。 如果萬一學校因為不開展國教科而承受任何行政壓力, 例如資源方面的壓力,校友和家長都應該幫學校發聲, 甚或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齊保護學生的思想與情感自由。 黃之鋒說過,不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一個人身上。
要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是需要每一個人付出自己的一分力。 這樣抗爭才能持之以恆,並且開花結果。 -
論國民教育與法團校董會
(在之前的blog post 分出來, 繼續寫)(上)本博客一直認為,幾年前香港政府推行法團校董會,將辨學團體的權力弱化,為的,就是今天的國民教育。事實上,香港今天最有實質力量反對國民教育的辦學團體,就是被教外人笑言內部不民主的天主教會。雖然很多辦學團體反國教,但到目前為至,只有天主教會和聖公會敢於說他們會自行研發自己的教材。而且可以一錘定音,說不開就不開。還可以叫停下面想開國民教育的學校。反觀,浸信會就不成了。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之所以成了新聞,除了在於他們校長犯眾怒開國民教育科外,更在於那是基督教浸信會的學校。浸信會聯會不想他們開科,校長也照樣開。這就是法團校董會成立後的結果。只要法團校董會裡的家長教師的代表,再加上一兩個親建制的信徒代表,加起來過半,決定開國民教育科,辦學團體反對也沒用。所以,香港人太傻了。當年,政府以民主之名,推行法團校董會。天主教會,聖公會,循道衛理會反對,更與香港政府打官司,最後輸了。很多市民,不明所以,站在政府那邊。結果,成了今天的田地。陳日君由於見識過中共如何沒收大陸的教會學校,所以一直不信政府。他是有智慧的。很多人不識歷史,以為四九年後,中共是用行政手段明令教會學校國有化。其實不然。中共做法也很"民主"。他們先在五零年左右,要全國的私校,包括教會學校,"民主化",校董會要加入學生及老師代表,辦學團體的控制權大減。之後,他們動員老師及學生當中的黨員 (中共早已滲透到教會學校裡去),參選校董會。之後,他們入了校董會後,就一步一步掌握管理權,將不聽話的校長趕下台,再將原來的學校,變成了一間"左校"。到最後,約在一九五二年,配合國家政策,主動將學校管理權奉獻給政府。所以,我們要熟讀中共的歷史,是為免歷史在香港重演。***(下)有關”校本條例” (學校校董會法團化) 與國民教育的關係, 童工的看法與我剛好相反. 他的關注是辨學團體愈來愈親政府. 所以, 唯有通過校友,家長及老師在校董會裡制衡辦學團體才成. 他的假設與我剛好相反.我個人認為, 除了信念外, 決定辦學團體親共與否, 最決定的因素是 資源 . 團體愈大, 歷史愈久, 權力愈集中的辦學團體, 在資源管理上 — 包括人力物力– 才最能對抗中共.最就是為什麼中共在香港眾多宗教團體中, 最憎天主教會. 也是為什麼天主教會反共反得這麼徹底.道理, 同新加坡李光耀學了天主教會的內部管理模式去管理人民行動黨後, 共產黨人就再滲透不了他們 (參考李氏的自傳). 而李光耀反共也反得成功徹底.要知道,香港大部份學校面對的困難,很多都是與財政有關的。除非你是拔萃聖保羅等名校,一般學校那裡會有這麼多有錢的舊生,可以大筆大筆錢捐給學校建新校舍辦遊學團?現在什麼都是校本自決,但實際上,學校錢不夠,人不足,老師疲於奔命。如何研發教材?難道我們要求中學老師學大學教授那麼樣,連research也要做?大型辦學團體的好處,在於他們可以籌措人力物力,聯手寫教材,再統一發給旗下的學校。而且,也只有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籌夠錢與政府打官司。只有這樣,才可以與政府繼續周旋下去。作為教友的我們,是時間在各自的教會裡,思考作為辦學團體,我們應該如何抗爭下去。說到底,教會辦學,不是只屬於主教牧師的事,教會,就是你和我。 -
政府讓半步 疑慮仍重重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12-09-08)"…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學生通過學習認識國家是天經地義的,但在有關這個科目的問題上,鑑於社會的疑慮,我們決定交由辦學團體及學校以專業判斷自行決定如何處理,教育歸教育,辦學團體及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獨立成科,以及可以自行決定推行科目的方式和時間。換言之,在新的政策下,不存在三年後必須推行此科的所謂「死線」。 …"***我的問題:問題1: 在校本自決的前提下, 香港政府會用什麼政策及手段, 威迫利誘學校採納取行國民教育? 教育局掌握學校生死, 掌握龐大資源, 一間學校, 如何與之匹敵?
問題2: 官校開不開國民教育? 政府新聞稿隻字不提這一點。***後援會的面書頁,轉載了中文大學邢福增教授的分析,很有深度,指出CY如何以退為進,在此轉載分享一下,希望邢教授不介意 (emphasis, mine):***Author: 邢福增Source: 後援會"梁振英不斷強調這是前朝決定的事,他說得沒錯.但這更充分說明了中央的部署,曾特任內成功地將國教從分散式改為集中式,而梁特則 落實開展.我翻查歷史,發現2007年是個分水嶺.當年是回歸十 年,胡總來港,殷切叮囑:[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 ....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於是,曾特在 2007-08施政報告中,指[特區政府會不遺餘力推行國民教育 ,尤其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2007年12月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對香港學生國民教育薪火相傳系列活動訪京團( 由教育局局長任團長)逆:[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 特別是國民身分認同的教育.2007年9月,政府成立了國民教育 專題小組,討論如何在學校內推廣國民教育,制訂國教課程.同時教 育局又主辦及協辦,資助了大量培養學生愛國情操的活動.2008 年,第二所國民教育中心成立(第一所於2004年由教聯會開辦) .2008年,教育局 推出新修訂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架構,2010年,曾特施政報告中,提出進一步加強國教,設立德育及國教科,課程發展議會於201 1年5月推出本科的課程指引(小學)諮詢稿. 以上的歷史重整清楚說明:(一)針對青少年強化國民教育,是中央既定政策,這是進一步針對主權回歸,人心未回歸的現實,而對青少 年的思想工作;(二)早於曾特時,已接下並完成了這政治任務的第 一階段,(三)梁特是在曾特完成的佈局下,開展第二階段,即是獨 立成科. 香港人一直沒有細心關注,直到中國模式事件後,才警醒過來,並發
展成全民反國教運動. 現時梁特的變招,固然是出於全民運動發展的形勢逼使,也是為了希
望避免刺激明天選情(2004年董特23條令建制派選舉失利). 他下面不再強推,但另方面又令此科變為既成事實(一定有學校開展 的).這是以退為進,化整為零的絕招.他也能夠對中央交化,畢竟 也算是在部分學校開了.更厲害的是,他提出學術自由,要尊重開科 的學校自主,不應干預.就從撤回這科的危機中,保障了開科的空間 . 面對中央的政策(香港青少年國民教育=國民身分),我們必須堅持
對官方國教科的理念及內容(認知,情意及實踐)的批判.這是一條 長期鬥爭的戰線.當此波激情過後,大部分人回歸正常生活,便沒有 多少人再理會那些沉悶諮詢的內容與細節….如何堅持,是很大 的考驗.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建構我們的國民身分?我覺得80或90代以後
,經此一役後,其實是對中國(中國人身分)有更大的抗拒(加上雙 非,自由行…..)這跟我這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未來的趨向, 會是更多的強化分隔,但又面對無法改變的融合大勢….. 已寫得太長,就此停筆.以便悶親大家!"
***我將邢教授的分析要點,翻譯為英文:A. The so-called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s a long-term policy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B. Its objective is to make Hong Kong young people identify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C. This policy dated back to 10 years ago. Th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had implemented the first stage. The current Chief Executive CY Leung now implemented the second stage.D. CY’s “backdown”, so to speak, is actually an excellent disguise for him to go forward with the scheme. While the 3-year deadline is withdraw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s never withdrawn. In other words, some schools do implement the scheme.E. More importantly, CY Leung used the terminology of the protestors – “academic freedom” – to protect the prosp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cheme.F. When the passion of this anti-”national education” movement passes away, who will follow up with the issue and read those boring government committee materials?G. To maintain a continuous concern on this issue, and to continue to criticize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behind the government’s “national education” scheme, is a critical test for us.H. Lastly, how do we construct our own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is incident, the young generations (those who were bor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feel more alienated from China and the Chinese identity.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generation (those who were born in the 1970s or earlier).I.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even more difference in opinions among Hong Kong people, but also, we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that integ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is an irresistible fact.*** -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who supports the petition. Whether you have signed it, or have just read through it, you have made your effort – however small – to make Hong Kong a better place.
The petition with its signatories is now printed in two Hong Kong newspapers, Ming Pao and AM730, on Friday morning.
The support group that accompanies this petition, now has a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nationaleducationpetition
I hope that you can stop by at this support group facebook page every day. We need your help i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For example, the support group is recruiting voluntary teaching assistant for schools, in the event of a teacher’s strike. We want to assure parents in Hong Kong, that their kids will be well taken care of. Contacts details of the support group is available at that facebook page.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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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way, I saw this map on the facebook page. I really like it.
(map source: 後援會面書頁; 註:為配合撤回國民教育方案運動,本圖以「地區」而非「國家」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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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簽名支持
這幾天來, 聯絡了好一些朋友, 希望他們簽名支持學界請願.
其中, 我碰到的一個問題, 相信也是你與我心中的的問題, 就是:
簽了, 又有什麼用?
我的回答是:
今天不做, 我會後悔. 我做了, 最終沒用的話, 起碼我不會後悔.
當然, 我們簽名,不是單單為了自己良心好過, 我們也不是昧於政治現實. 我們也知道梁振英的鐵石心腸。
所以, 我們不是簽名而已。 我們簽名, 是表達一種長遠的委身:我們會持續關注這件事,不論是今年,三年後,五年後,十年後,只要中共妄圖在香港推行黨化政治教育(即所謂國民教育),我們都會反對。而且,我們願意在老師學生罷課的時候,站出來以行動支持他們。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在香港的朋友,會到學校義教。我們要讓香港的家長知道,他們的孩子,有我們這些知識份子照顧,他們可以放心。同時,身在海外的支持者,則以編寫教材的方式,去支持。
我們不單只應該反對國民教育,更要通過行動,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什麼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最後24小時,懇請各位,簽名支持:
青年學術界要求立刻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署
http://nationaleducationpetition.blogspot.com/
“不要讓恐懼, 阻礙我們去做我們知道是對的事情.” — 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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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in New York Times report
The hunger strike protest in Hong Kong 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national education” scheme has now received its due share in the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From the BBC and the Daily Telegraph of London, to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Le nouvel Observateur (France; in French) and the Liechtensteiner Vaterland (Liechtenstein; in German), to Terra Argentina (Argentina; in Spanish) and the Indian Express (Indian; in English),we see coverage all across the globe in matter of a couple of days. I personally hope that this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would make the HK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refrain from using police (or even military) force to remove the protesters from the government square.
Nevertheless,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an error in New York Times’ report of the protest. The article ‘Plan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irs Protests in Hong Kong’ by Keith Bradsher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Hilda Wang) on September 3, states that,
Under British rule, Chinese history courses in Hong Kong stopped with the events of the early 1800s. That was conveniently before the Opium Wars of the 1840s and 1860s, in which Britain seized the core pieces of what is now Hong Kong in retaliation for Chinese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opium.
This statement is utterly untrue. I received my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the last decade of British rule. Our Chinese history clas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e. age 13-15) covered from ancient China down to the early 1980s when Deng Xiaoping re-opened China to the world. For people one generation earlier, i.e. those educated in the 1970s, they had to study Chinese history up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 people in my parents’ generation, who received their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1950s and 60s, their Chinese history class covered up to the 1911 revolution that overthrew Qing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We all had to learn about the Opium Wars.
How can such a serious factual error creep into a report of such a prestigious newspaper that is respected across the globe? Can anyone tell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they are wrong?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implicitly left behind an image of citizens of Hong Kong who are uninformed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are reluctant to learn about China’s recent past. And this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reality. The Chinese history education offered in Hong Kong is far more balanced than that offered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because we cherish our history education, that we cannot allow our government to change our curriculum such that only events that glorify the present regime are taught.
Furthermore, to write that the proposed “national education” as simply ”cours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e New York Times grossed over the very substance of the proposed scheme. This is not a history course, but lectures on politic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for long used a distorted vers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o mis-inform students in the mainland, to justify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ir regime. “Without Communists, you would not have a New China,” so their slogan went. It is a sensitized vers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politics that is being introduced into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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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quested the students, not only to learn the facts and theories about Chinese politics and history, but to “emotionally” attach to the “Fatherland”. Students had to be evaluated by their display of patriotic passion. How could “patriotic passion” be evaluated in a culture that placed so much emphasis on academic success, withou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fake their emotions and passion in order to get a pass in their “patriotic passion”?
Moreover, participation (nor refusal of participation) of “nationalist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each student will have to be input by teachers into a computer system that is monitor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is moving one step further towards becoming a polic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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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NY Times report, Keith Bradsher argues that this event has to be set against a broader context, which is the linguistic divide between Cantonese-speaking Hong Kong and Mandarin-speaking mainland China. Whilst this is certainly part of the source of tens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this is not the major factor that contributes towards this protest.
The key issue is to maintain Hong Kong’s autonomy overs its internal affairs, that include educational policy, to reject the legitimacy of Beijing’s version of a one-party-state China over our version of a (future) China that embraces liberty and democracy (in the form of multi-party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to maintain our academic freedom so that our teachers can freely teach their students what is true from what is false.
Can you imagine that if you were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you were forced by your education bureau official to teach your school kid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 ruling party that shows “solidarity, progressiveness and unselfishness”? Can you imagine that you have to teach the glori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ilst you have to ign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if it had never happen?
This is why we have to protest against this government’s scheme which force our teachers to teach their students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false and wrong. This is a matter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We hope that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will be sympathetic to our struggle for our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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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術界聯署
各位同事、朋友:「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一事,已到了不能沈默、必須以實際行動聲援我們下一代的時候。我們草擬了以下聯署宣言綱領(參見下文),希望各位同工能加入。由於涉及具體行動及可能出現的後援及義教,我們希望邀請碩士 (研究生或修課生) 或以上學歷,或;全職/兼職/曾在大專院校及各民間學術機構任教、研究及統籌學術工作的朋友參與聯署;「青年」的定義,全憑赤子之心;身在境外,亦無任歡迎。聯署人請提供以下資訊,以便臨時秘書處跟進:(1)姓名,現在工作單位及/或學歷(例: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大文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電腦系博士候選人李小玲小姐)(2)身處香港還是境外(若身處境外而願意協助義教,可以設計教材方式支持)(3)是否必要時願意義教/若願意;擅長之科目(以中小學科目為佳)(4)曾就讀中/小學(以分配監察學校教材,儘量按各位母校分工)我們將定期於以下網址(http://nationaleducationpetition.blogspot.com)定期更新聯署情況,並會於一週內在刊登廣告聲明,希望每位聯署人能承擔港幣$100廣告費用(捐款戶口開設後,秘書處將通知各位聯署人捐款事宜);若有餘款,會撥交進行後續工作的相關開支,或全數捐予其他關注國民教育的團體。由於可能需要義教人數眾多,我們希望集腋成裘,廣邀志同道合的朋友聯署。聯署者請電郵至youngscholarpetition@gmail.com,或致電852-98193696。身份經確認後,會刊登於網站及廣告。籌備時間倉促,若有錯漏,敬請原諒。守護孩子 撤回方案 走入學校 以理服人 監察教材 齊心義教青年學術界要求立刻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署
暨
「青年學術界支持撤回國民教育方案後援會」成立宣言
我們是一群以香港為家的青年學術工作者,在各大專院校及各民間學術機構從事教學、研究及統籌學術活動的專業工作。我們本身背景、政見各異,鮮有集體發聲,只希望努力創造一個知識多元和尊重理性的香港。但是,儘管我們認同港人有必要同時了解國情和發展具批判性的獨立思考;我們一致認為,目前政府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方案問題重重,必須完整撤回再議。
首先,從學理而言,政府的原方案有諸多未如理想之處,跟世界各國甚至是中國大陸地區高水平的學術思潮完全脫節,甚至是背道而馳。我們本希望以各自的方式表達意見,可惜的是,面對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彈、以及青年學生和平、理性、愛護香港的自發行為,政府依然以偷換概念的政治手腕、對社會各界的意見及建議聽而不聞,例如以「本年不強制」掩蓋「三年必強制」的謊言、諉過請願者「激進」的標籤、以「邀請中」為由,強加請願者於有既定立場(而無撤回方案職權)的委員會內蒙蔽公眾……等等,均令學界搖頭嘆息,難作為下一代楷模。我們對政府種種蒙蔽公眾的言行,感到由衷反感和憂慮。我們認為,政府這種態度和管治模式,是輕蔑學術界的知識及香港市民的智慧,而且會進一步分化社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如我們的此聯署聲明中列上「梁振英(邀請中)、吳克儉(邀請中)、胡紅玉(邀請中)」,這是否理性討論?假如無權無勢的香港青年身體力行指出上述安排的虛偽,也被扭曲為無禮;那身處管治架構高層的官員訴諸謊言及修辭術,難道才是香港管治的核心價值?我們齊心深信,現在絕不能沈默。所以我們選擇走在一起,為我們相信的核心價值發聲。我們珍愛香港,既擔心下一代接受偏頗的教育,更擔心下一代如何在這種毫不理性、且充滿詭辯與謊言的的管治下生活。我們絕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在我們深愛的香港社會發生!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對向現屆政府公開表態的後果不無憂慮,但我們一致認為,面對不尊重知識、習慣以修辭術施政的政府,我們必須實踐知識人的基本責任,以實際行動捍衛香港的理性精神,承傳其最珍貴的核心價值。
我們一致要求政府:
(1)立刻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原計劃,讓社會再議;(2)保證未來三年後、五年後及往後任何時間,都不會強制規定學校必須獨立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3)保證容許學校在未來三年後、五年後及往後任何時間,完全自行決定是否以獨立成科、還是任何方式,甚至不推展相關科目;
(4)保證相關指引不以建基於族群認同的「情感認同」作為前設的教學目標,亦不設任何形式的任何評核;
(5)保證新方案符合國際學術界對Nation(民族)、State(國家制度)、Party-state(黨國)等各種概念的基本共識及定義 ;
(6)保證學生參加或不參加國民教育相關活動,均不會被紀錄在檔案;
(7)保證相關教材的推展在往後任何時間,並不會取代培養學生批判及獨立思考的通識教育;
(8)如果方案必須強制執行,則所有港人均須接受同等對待,即赴海外留學之主要問責官員及高級公務員子女也不能例外;
(9)就過去五個月回應反對聲音的方式表示歉意。為此我們將成立「青年學術界支持撤回國民教育方案後援會」,假如政府不作回應,或繼續以單方面「邀請中」方式「溝通」,我們會落實下列工作:(1)我們不排除進一步採取不同形式的不合作運動;
(2)我們希望教育秩序得以維繫,但面對社會一旦出現的罷課,將履行學術工作者的責任,無論個人能力多渺小,也希望堆沙成塔、撒豆成兵,盡力以個人及友好力量,對一所學校承擔義教工作(身處境外則負責設計教材),直到政府撤回方案為止;
(3)無論目前方案如何處理,我們每人會負責監察一所學校的相關教學推展工作和教材,為香港下一代把關,確保教學內容確如政府所言沒有任何強制成份,以此作為預警機制;
(4)我們會以「落區」方式,分工合作,義務向不同學校師生定期提供學術講座,解釋我們關於國民教育的立場和政府方案細節種種有違常理之處,同時分享專業知識;
(5)我們對力主落實現方案的最具代表性文章及官員發言會逐一回應,希望促成一場反思香港核心價值的理性辯論,並將所有文字交鋒的檔案上載網站、結集成書,讓世人百年後公道評說,以向子孫和歷史交代我們在香港核心價值危急存亡之秋,無負所學,盡了一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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